[文件名称] 日本参议员佐多忠隆访华报告书
一、中国外交方针的基调
日中两国关系恶化以来，人们显示出对中国外交基调特殊关心。与此相关联，对中国充满憎恶与偏见的议论也煞有介事般地传播开来，使人更加感到两国关系之复杂。
这些论点包括:引用毛主席及其他党的干部写于40年代的基本文献说明，中国现在仍以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战略为外交基调，或认为中国解放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实与行动，即1950年向朝鲜派出志愿军，1954年向印度支那的北越胡志明提供军需物资，1956年英法向埃及出兵时，中国的舆论高唱:“拯救埃及！”“派遣志愿军！”进而，中国政府在印度尼西亚发生内乱时发表了旨在向印尼派遣志愿军的正式声明，前些日子，对伊拉克革命、黎巴嫩、约旦问题表现出的举国一致的狂热支援以及对英美帝国主义发出的果敢攻势等，都证明中国乃至中共侵略本性昭然若揭，最近提出的和平五项原则只不过是一战术性伪装等等。
我认为中国没有比今天更加认真要求按照其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调实行和平共处的和平主义的时候。
在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严峻现实中，中国现正表现出敢于创造前所未有的伟大国家的姿态。
他们最希望的是“时机”，而且是“和平的时机”。
中国动员150万以上的人民，耗资50亿美元以上的战争经费，历时3年的朝鲜动乱给中国的基本建设以巨大影响，因此，中国深知没有和平环境，一切社会主义建设均无从谈起。我通过多次视察中国，体会到“没有和平就没有建设”，不仅是中国领导人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信条。
可是，社会主义建设成功之时，是否会转为抛弃和平主义的假面具，进入侵略态势？对中国抱有上述恐惧感的人们，中国方面断言: “侵略，无论任何意义的侵略，到头来，都要自取灭亡。我们已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经验中得到证明。谁又胆敢冒险把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的伟大建设毁于一旦。”
但是，他们又强调:自己主张的和平主义不是忍辱的和平、屈服之下得到的和平，而是平等的和平。虽然自己决不首先侵略他国，但对外来侵略也要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那是一种健全的和平主义。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外交基调，尽管由于在世界观、政治论方面存在着信奉共产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区别，但其现实的外交政策动向与日本社会党的基调相同，即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和平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的前提下。
去年春季，我社会党浅沼使节团访华之际，与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张奚若之间，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正是日中两国关系的出发点、基本原则，两国应以此为核心发展双边关系。这次访问，双方再次确认了这一点。我认为社会党更有必要重视这一点。
二、中国对日外交的基本动向
所谓以五项原则为基准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在具体操作中，也存在着细微差别。我认为至少有下述几种类型。
其一，对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圈各国积极的友好同盟外交；
其二，对亚洲、中近东、非洲地区中立主义和平圈国家的亲善友好外交；
其三，对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欧自由主义诸国阵营的冷峻外交。
了解中国对日外交属于上述哪一类型是十分重要的。
从地理而言，很明显，日本是亚洲的一员。岸政府的外交方针也是以日本为亚洲之一员为外交三原则之一。但是，实质上附属于美国势力的日本应大致属于第三种类型。
但由于日本与中国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上都具有密切关系，因此，可望日中之间能划一个特殊的圈子。
――日本明确站在美国一方？
――站在中国一方，建立与此完全协调的关系？
――作为亚洲的一员，贯彻中立的和平主义立场？
上述诸点，对中国而言是相当关注的问题。
尤其是日本对中国内政问题――“解放台湾”之立场，会引起中国更为强烈的关注，这也是事实。
可是，我认为，对中国而言，日本不能迅速对此种事物作出日本能够发挥绝对的决定性作用的判断。
我认为，必须充分认识到，不能因为中国问题是日本无法回避的，就由此判定中国一定相应地把日本问题作为极其重要的问题或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确切地断言:“我们希望与日本保持友好关系，但丝毫不认为中国只有依靠日本的援助才能搞建设，更何况附加屈辱性之条件。即使日本完全成为中国的敌人，中国也没有任何忧虑与恐惧感。”中国对此采取严肃刚毅的态度，特别值得我们铭记。
在此背景之下，发生了日中两国中断交往的不幸事态。
三、日中关系中断的主要原因
中国是如何区别同为保守政党的吉田、鸠山、石桥内阁与今天的岸内阁呢？总之，岸政府上台之后，中国方面认为日中关系极端恶化的诸因素可以概括如下:
1．岸政府对中国的敌视政策
岸政府的主流是作为美国远东战略一环的新版“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是潜在的复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
其具体如下：
（1）去年，岸首相访台时的言行；
（2）以美国的资本、日本的技术合作开发东南亚；
（3）日本强化以中国为目标的核武装与导弹基地化；
（4）结成东北亚条约组织（NEATO）及派遣矢次特使；
（5）在日韩会谈中，泽田代表的“三八线”演说；
（6）长崎中国国旗事件；
（7）日本渔船的非法侵入；
等等。
2．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1）岸首相给蒋介石的亲笔信；
（2）向台湾派遣亲善使节团；
（3）关于“两个中国”的赤城谈话；
（4）对台湾独立同盟廖文毅的援助；
（5）与反共联盟、日台经济协力使节团谷正纲的关系。
3．妨碍邦交正常化
（1）破坏第四次贸易协定；
（2）两面三刀地利用日中贸易。
可以举出上述种种例子。从整体政策而言，日本对中国采取了敌视政策、非友好政策，而且背后潜存着帝国主义。
尽管岸首相不时否定其对华采取的敌视政策或否认东北亚反共联盟的存在，中国方面则断然肯定这一点：“对于帝国主义的感觉、嗅觉，中国至少具有100年以上的历史和经验。本身作为帝国主义载体的日本也许不懂那种感觉。”我们认为中国方面的意见具有值得日本三思的真实性。
一口咬定“不在搞军备”的吉田方式终于造就了今日的军备。即使对于坚决主张“不搞核器”、“不建导弹基地”的岸首相，日本国民的大多数自不待言，就连执政党的负责人又有谁能保证上述种种不在一夜之间变成既成事实？
就像“不是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比喻那样，我认为，我们对此问题的警惕性不如中国充分。
进而，岸政府还指责：中国率先提出“经济就是经济”，与政治分开的所谓政经分离论，然而，中途却又掺杂上政治。不仅如此，中国还无视国际商贸的惯例，单方中止履行合同等过份行径。对此，中国方面的见解如下：
经济就是经济的提法是建立于承认存在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至少也应在进一步朝着友好的方向有利地运作之前提下才可论及。实际上，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仍处于战争结束之前的状态中，尽管我们尽力作出善意的表示与行动，但岸政府反而加以反利用。
所谓废除既定合同云云，难道不是岸政府废弃了人类相互信任的基础――友好关系，以及具体体现了友好关系的贸易协定吗？
特别是那种认为中国非与日本做贸易否则无法过活的想法，若在20年前的中国也许行得通，对于今天的中国完全是痴心妄想。
并非以社会党为中心，与中国构筑的积累方式（累进方式）本身有讨嫌之处，而是岸政府反过来利用此的想法令人发指。
四、中国方面对于解决日中关系的正式见解
我们与中国方面进行数次长时间会谈的结果：明确地了解到中国方面对解决日中关系具有如下的具体方案。
1．为重新恢复关系的措施
岸政府（日本政府）要公开表明并履行如下态度：
（1）立即停止并不再发生敌视中国的言论或行动；
（2）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3）不要妨碍恢复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
（4）关于长崎国旗事件，岸政府应采取下述三项措施：
①岸政府正式派遣代表赴当地现场，重新在原处悬挂中国国旗；
②国旗事件的肇事者关某，由于犯有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罪，应当受到相应的惩罚；
③由于发生了长崎事件，岸政府应当向北京派遣正式代表，对中国表明谢罪之意；
（5）为了证明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岸政府应当发表如下声明，该声明应当文字确凿，不能缺少一个字：“日本政府愿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正常关系并为此努力”。
以上5点为先决条件，在完全履行完上述各项之后，将进入第6项。
（6）在完全履行了上述各项之后，日本政府可以派代表团前来北京，就今后的问题进行谈商谈。代表团的形式、人数由日本政府决定。
廖承志氏表明：这是作为周总理、陈毅外交部长代理人的发言，这一见解是中国政府的正式见解，也是最终态度。
我认为上述文章已经确认了以上6项表明了中国政府的正式见解，并得到确认。此外，我还通过下述质疑得到了补充说明。
（1）倘若岸政府不接受上述条件怎么办？
贸易毋庸置疑，将继续中断各方面的交流，其责任在日本的岸政府。10年也罢，20年也罢，时间问题的决定权也在岸政府手里而不在中国方面。
（2）关于对上述条件的订正、修改。
这是最终条件，不允许后退一步，不接受订正和修改。
（3）实施上述条件之前，关于派遣日本政府代表问题。
履行条件之前，无论是政府代表还是民间代表，我均不与其进行任何形式的对话。我们知道，即使在保守党内部，也有贤明之士希望访华。但是现在，此时已被岸政府利用，反而会既影响他们的政治生命，又被作为中国的示弱加以利用，因此，不能承诺其来访。
迄今为止，日本政府通过数国的驻外使领馆斡旋，试图制造与我对话的机会，均遭我拒绝。
（4）实施上述六项条件，无异于构成岸政府的自我毁灭，其结果会否愈发将岸政府推向美国一边。
我们也充分考虑到这一点。细想起来，第四次贸易协定、钢铁协定的时期，岸政府也一如既往是美国一边倒。我们对岸政府不抱幻想，美国一边倒也罢，邀请蒋介石也悉听尊便，对此我们并未感到丝毫忧虑。
（5）这一举措无疑使对中国有好感的人、部分财界人士踌躇不前，给日趋兴盛的（日中友好）国民运动泼冷水。
对此，我们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于部分人而言是很不幸的。但是，回顾以往60年的历史，反对战争势力的人被镇压、关进监狱，但战争势力必将垮台。
潮流对我们和寄希望与中国和平友好的日本国民有利。
今天不幸事态的根源在于岸政府要使日本回到老帝国主义的道路，对此，不能采取妥协让步的对策。否则，将会助长他们的反动性，对日中两国均不利。我们知道岸政府又在以此煽动日本的人们，一部分人亦会落入其圈套。但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决心。中国亦决心仅同坚持这一原则、方向的人们保持友好关系。
我们再次重申：一切“时机”、“形势”都会对中国以及日本的友人有利，决不要性急。
（6）即便贸易协定、渔业协定、文化交流协定等不能签约，但海难救助、紧急避难（渔船）等问题，交换新闻记者以利于日本的舆论形成等暂定措施是否可行？
在现阶段，各方面都很困难。如果允许出现例外，岸政府会立即将此作为中国的软弱或弱点予以追究。我们充分理解日本国民的心情，也可以将其意转达给有关机构，但目前，我们不能放弃原则。
（7）只要岸政府改变态度，发表正式声明并对国旗事件采取措施，其后的问题并不难解决。
五、中国对日态度的背景
中国的这种毅然决然的态度，究竟是由何种背景下产生的呢？
现在，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最近由中国国际地位的遽然提高以及整风运动以后国内政治稳定，飞跃般地大增产，中国的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自去年秋天，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到我访华期间举行的毛－赫鲁晓夫划时代的会谈等一系列事件，都产生了超出预想的效果，愈发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
进而，反右斗争以来，整风运动的成功使社会主义生产具有更强的影响力，国内如今正在讴歌大增产的奇迹，那是在常识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大跃进。具体的数字将另行发表。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使政治上全面稳定，也给国际政治以很大影响，以此同时，反过来又增加了国内政治的稳定性，我们直率地承认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中国坚定的强硬态度，并非来自大国主义的蛮横，万隆的和平原则已表明了中国对于不应采取大国主义的态度已作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特别是中国具有非常伟大的自信心。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成功地分析了政治形势，对国际政治形势具有准确的判断和洞察力，而且，不仅仅是简单的判断和预见，而是具有根据原理、原则运用于具体实际，使二者相结合的伟大政治能量。
时机”对我们一方有利。他们此言的基础在于十分自信地洞察了国际政局趋势之后作出的判断，因此，他们相信自己的论断。
当今的岸政府对似乎是荒唐无稽的日本潜在的帝国主义的说法不屑一顾，但被视为此说法根据的一系列事实以及他们的经验式的感觉和判断，已经发现了上述萌芽的成长发展。我们也要充分注意。
需要再次强调，企图抹杀、否认这个强大的独立国家的一系列不合理主义之存在，使日本人也卷入其内的整个世界陷入更加扑朔迷离的境地。
六、中国的日本社会党观
值此阶段，我想凭自己的印象简要地谈一下中国是怎样观察我社会党的，以及中国对我党坦率的看法。
中国在有关恢复日中邦交的基本政策方面，恰好与我们有着共同的基础。另外，在国民运动方面，中国方面也知道，我们正通过国会内外的力量，努力进行活动。但是，当与中国方面坦率地交谈时，中国方面对我党有如下评价：“还有些不够坚定”，“在国会答辩时，似乎有顾虑，不愿使岸政府过于窘困。”
此外，对于我党内有人与日台经济协力委员会有关连表示非常遗憾。
虽然存在上诉一些不满，但基本上确认在共同的基础上建立长期友好的关系。中国对日本社会党的态度，我想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变化。只要我们具有共同的基础，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将毋庸置疑，我认为中方任何时候都会与我党进行通情达理的交谈。
七、结论
作为将来对策的参考，将我的见解概要如下：
1．中国方面的态度是严峻的，不允许有丝毫妥协。因此，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已不仅在于经济领域，而成为要调整国家间基本关系的政治问题，首先要铭记这一点。
2．如果按照这一解决方法，恐怕岸政府要采取更加僵化的立场。不拘如何，这不是靠一时策略小手段就可以解决的十分迫切的根本问题。所以不能期望尽早简单地解决。
3．我想党会将此实际情况转达给政府。问题的焦点在岸政府的政策转换，实质转变。无论如何，要确立堂堂的长期持久的正面进攻的态势。为此，国会内活动自不待言，在此之前，作为其背景，还有心要大大地开展全民性群众运动，以我党为中心，工会、农会、各种经济团体、各种民主团体毋庸置疑，对文化界、财界、保守党的有识之士，也要劝其对中国采取和平共处的友好态度，有必要以此运动为背景迫使岸政府改变态度。即使如此，只要岸政府仍一意孤行，不改变态度的话，我们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只有岸政府的倒台，我党将相应地开展运动，相信当尽早确立斗争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