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日本」数据库(代表 田中明彦)
日本政治・国际关系数据库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文件名称] 安倍总理于伦敦市政厅发表演讲

[地点] 
[日期] 2013年6月19日
[出处] 首相官邸
[备註] 暂译
[全文] 

  尊敬的吉福德市长以及在座的各位来宾,今日,承蒙市长的盛情,使我有幸立于伦敦市政厅,我感到不胜荣耀。

  从前,在日本有一位名叫高桥是清的财政家。那是恰逢面临俄罗斯帝国的军事威胁,日本奋起抗争的年代。

  无论如何,都必须使伦敦的银行集团接受日本政府的国债。为此,高桥只身一人,访问了此座伦敦金融城。

  当时,何人向他施以了援助之手?此人便是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伦敦分行行长埃云•卡梅伦爵士,即戴维•卡梅伦首相的高祖父。 

  高桥曾于1920年代任职日本首相及大藏大臣(日本财务大臣),见证了日本民主之花的盛开。1925年,日本确立了男子普通选举制度。此举仅落后了英国7年。

  然而,高桥得以将其才能尽数发挥之时,却是在大萧条席卷了全世界的1930年代。当时他所实行的,是典型的凯恩斯政策。

  早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表了《通论》的5年前,即1931年,高桥先于凯恩斯推出政策,在全世界率先将日本从严重的通货紧缩中成功地拯救了出来。高桥才是给予我莫大鼓励的先人。

  所谓通货紧缩,以比喻言之,就好似处于一种体温逐渐下降的状态。如果对其置之不理,消费者便会逐渐丧失购买欲。因为相比今年,如果明年的物价将会有所下跌,则最明智的做法便是储蓄现金。

  恐怕高桥面临的就是类似的情况。1931年,就在高桥重任大藏大臣(日本财务大臣)一职的当天,他停止了黄金的出口。“在其当天”,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对于早已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心理,如不将其一举扫清,则将永无走出其阴霾之日。

  我正是做了这种尝试。我认为,欲使人们的期待朝积极方向转变,则应一气呵成地出台所有政策。

  由于缺乏了强烈的政治意愿,所以未能克服通货紧缩。而我所带入的,就是这一点。今天,我恳请大家谨记而归的,亦仅此一点而已。我的经济政策,就是我政治意愿的写照。

  这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吗?

  毋庸置疑,当然是为了日本的利益。然而,对于世界而言,一个增长的日本,并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日本这个国家,其领土比德国与英国相加之后还要广阔。试问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出现了负增长会如何?这才是真正以邻为壑的做法。

  日本有责任培育一个恪守规则,保持和平及稳定的世界秩序。我认为,这样的国家一旦蜷缩不振,其本身就已是一种罪过。

  日本的经济,已经步入了恢复的轨道。今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按年率计算,为4.1%。如果日本的经济在1年内增长了4.1%,其效果就相当于新增了一个规模超越以色列的国家。

  去年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负3.6%。变化的绝对值为正方向7.7个百分点。

  凭借我所射出的第一枝箭、大胆的金融政策以及第二枝箭、灵活的财政政策,日本的氛围的确大有改观。

  然而至关重要的,当属第三枝箭——增长战略。

  我将增长战略的核心理念寄托于挑战、开放、创新这三个词之中。而就其要点展开阐述之前,我想恳请各位理解,对于日本而言,如果效仿已故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话,那么这便是“TINA”,即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

  究其原因,日本必须同时解决第一、摆脱通货紧缩,第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维护财政规律这三个问题所形成的三角构造式课题,而增长就是其必要条件。

  如何谋求增长呢?就是要开放国门,开放日本的市场。这是我成为政治家以来一贯坚持的哲学。

  7年前就任总理之际,为了促使日本与东盟(ASEAN,东南亚国家联盟)缔结经济合作协定(EPA),我下达指示加速了谈判的进程。

  而此番重新就人任总理后最初的课题,便是究竟是否应当加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及同欧盟(EU)签署经济合作协定(EPA)。

  就连对自由民主党表示支持的众人之中,也存在着反对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声音。对此我竭力说服一众,并在此基础上果断地决定了参与谈判。

  我所追求的日本,是面向世界无限扩展,与世界开放接轨的日本。

  日本复兴所需要的,是一剂能使陈旧的日本焕然一新,新生的日本更加强盛的催化剂。而对日直接投资,则被寄予了这一厚望。

  截至2020年,我将使外国企业的对日直接投资余额扩大至现在的2倍,达到35万亿日元。如果按最近的汇率换算,其规模将超过3700亿美元。

  下面,请允许我介绍一例。一个能够掀起无限创新的庞大市场,正在日本初现端倪。它就是电力市场。

  袭击了福岛县的悲剧尚未终止。一想到灾民的艰辛,我便感到寝食难安。

  然而,如果要改革电力市场,就必须把最大的危机转化为机遇。在我心中,这一念头逐渐地强烈。

  提高核能发电的安全性,持续为核不扩散机制贡献力量。领跑于世界先列的日本,今后不会选择撤退的道路。

  另一方面,我感到日本肩负着使命,必须为能源技术带来突破。也正是日本才应当承担起将全世界所有能源技术相融合的重任。这不正是引领“福岛”通往未来的道路吗?这就是我的想法。

  日本的太阳能电力市场,将于明年再次夺回世界第一的规模。风力、波力能、生物质能、氢能源以及燃料电池。在我们面前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机会。

  欧洲历时20多载,将电力市场的自由化、开放、发电与输电系统的分离以及电力市场的协作与整合事业开展至今。对于这一历史,我们广为鉴之。

  而日本也于不久之前,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市场垄断画上了句点,决心推进电力市场的自由化以及输配电的分离。

  此举必将引发广泛的创新。应当会出现强烈吸引国际直接投资(FDI)的巨大机遇。

  引进外资,积极纳入具备丰富知识及经验的人才,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怎样的日本呢?

  正如我刚才围绕电力所阐明的那样,是要建设一个果断承担风险,并在新领域中掀起创新的,勇于挑战的日本。

  要实现的目标,举例言之,就是要使创业率堪比美国及英国水平。

  今秋,我将大幅更改税收制度。将税收作为一种激励因素,促进企业的事业重组。

  为了使那些承担风险进行设备投资的企业能够获得激励,我还将实行投资减税制度。力求在3年内,将国内民间投资额恢复至雷曼危机以前的70万亿日元水平,即达到7千亿美元以上。

  市长先生,由于您自华宝银行(SG WARBURG)开始了职业生涯,因此,对于1980年代初期,伦敦金融城的英国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在东京设立分行的时代,应当记忆犹新吧。

  我希望使更胜当时的繁荣景象,再次遍布日本的每个角落。因此,恳请各位鼓舞年轻人“出发去日本吧”。

  这是因为,我打算在国家战略特区这个由总理直接负责的场所中,谋求规制的彻底消除,打造一个汇集世界各地资本及智慧的平台。

  我要营造一个能够媲美伦敦及纽约等城市的国际商业环境。并希望创建一个云集世界各地技术、人才及资金的城市。我是这么考虑的。

  为了能让一流的外国医生来到日本工作,我将重新评估现有制度,并使其子女所就读的国际学校能够更加容易地创办。我还将更改建筑规制,使人口重新回到城市中心。我言出必行。

  从世界各地引进人才、物资及资金,以此作为增长的源泉进一步发展壮大。建设这样的一个日本,就是我所要开展的战斗。

  日本的停滞不前,责任也许在于男士。思想一成不变的男性支配日本商界的时期,太过漫长。相比之下,女性所参与的经营活动,则太过鲜少。

  我为自己加诸了一项使命,就是要彻底解放女性所具备的潜能。

  在鼓励她们冲破阻碍晋升的屏障的同时,我决心完善为此所需的相关基础设施。

  我将消除保育所的待入托名单,并且协助一度离开工作岗位的女性能够多次回归职场。

  希望推进大学教育改革,也是出自于同一动机。创新是由新人凭借新思想来实现的。对于女性及年轻人所寄予的期待将日渐强烈。

  我希望至少令10所日本的大学跻身于世界大学排名100强的名单之列。而首先我将在国家参与运营的大学之中,增加1500名外籍教师。

  要彻底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把日本的年轻人进一步推向世界。与此同时,也希望能够将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招揽至日本。

  除此之外,高龄化也将带来创新。因为有关高龄化问题走在世界前列的日本,在创造与成熟社会相符的服务、产业及技术方面,处于一个无人可比的优越位置。

  截至2020年,我将使保健及老年人护理的市场规模,从目前的约420亿美元,扩大至1060亿美元以上。并在同期内,使医药用品、医疗设备以及再生医疗等医疗相关业务的市场规模,从1270亿美元增涨至近1700亿美元。

  众所周知,已有大量欧洲创新型企业加入了这一市场。

  这些也都是实现我的“第三枝箭”的重要因素,请各位理解这一点。

  我希望通过对外开放,创建敢于向风险挑战的社会,并借助女性、年轻人及外国人士的力量打造创新遍地开花的平台,使日本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了在30年、40年之后,以比喻言之,使日本成为一个能够在温布尔顿的中央球场一决胜负的国家,我想从现在开始改变。

  从2007年起的5年内,日本丧失了超过5300亿美元的国民总收入(GNI)。相当于整个挪威及波兰级别的国家,从世间消失。

  必然地,可征税收减少,徒有依靠国债来维持财政。那么应当如何重建财政呢?除了增长,别无选择。

  必须确保日本的信用,在使经济步入持续增长轨道的同时,必须向世界表明日本的财政规律是坚不可摧的。

  首先是要实现增长。“安倍经济学”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其次,是要实现财政重建。只有如此,有关基础财政收支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我将使国家与地方财政的基础财政收支总和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截至2015年度,减至2010年度的一半水平,而截至2020年度则转亏为盈。

  因此,“安倍经济学”可谓既实现了世界经济与日本经济的双赢,又实现了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的双赢。

  更确切地说,除了追求这两个双赢之外,日本别无他选。即TINA(别无选择)。

  上次我由于身患溃疡性结肠炎这一宿疾,不得已辞去了总理的职务。那是2007年的事情。

  进入2009年,我得到了一种名为亚沙可(Asacol)的划时代新药。而事实上,同样的药品在欧洲等地早已上市。

  在日本,新药的认证非常耗时。即便认为如果使用外国研制的划时代新药,也许可以改善症状,日本的医生也不能予以使用。

  这种现象叫做“药品滞后”。其中,也存在着必须加以改变的根深蒂固的规制。

  如果亚沙可(Asacol)这种药品在日本上市耗费了更久的时间,也许就不会有现在的我。正因如此,我认为,消除药品滞后现象,恢复顽疾患者的人生,并使其丰富起来,既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

  并且,恢复日本的国力,使其富裕起来,同样既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使命。

  强盛的日本,是能尽责维护及培育世界公共财产的日本。

  强盛的日本,是为连结从印度洋至太平洋的辽阔海域带来和平、稳定及繁荣的日本。

  强盛的日本,是减少世界的贫困人口,抗争对儿童及女性人权的践踏,竭力防止疾病及环境趋向恶化的日本。

  就是为了追求这样的一个日本,我东山再起。手握第二次机会,这种愿望越发地强烈。

  我的增长战略,绝非单纯由官员们所撰写的一纸杂文。而是由我亲自确认并加以落实的。

  一直以来,我拼命地努力充实为此所需的大量政治资本,而今后,我仍将继续努力,恳请大家记住这一点。

  就任总理以来,每月4次的周末之中,1次,我用以视察遭受了海啸侵袭的受灾地区;1次,我用以走访其他地方城市,探索日本的可能性;还有1次,我用以接受媒体采访,听取各方意见;而剩余的1次,我完成了一次外国访问。

  为了在政治上、经济上推销日本,我自去年12月就任以来的6个月间,已访问了13个国家。

  结束此次行程回国后,我将不得不立刻为东京都议会议员选举及参议院选举而四处奔走。我希望在这两场选举中,能为自民党带来胜利。这就是我的想法。必须使改革付诸实践,因为留给我们的时间已为时不多。

  那么选举结束之后又该如何?我将把今后3年列为集中改革期间,奉献自身所持有的政治力量。

  我将化身为钻头的利刃,去突破坚如磐石般的日本的规制。如果此番不能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美好、强盛之国,传承于下一代,则我活至今日也无非是马齿徒增。

  我想起了直至昨日作为八国集团(G8)厄恩湖峰会会场的高尔夫球场。在最后一个球洞,即第18号标准杆(par)3杆,设计者尼克•法尔多(Nick Faldo)的意图显而易见。

  只要球路稍微偏左,就会直接击中酒店的露台。池塘和界外区域分别位于眼前及右侧。应该选择的道路只有一条。必须毫不犹豫地瞄准路线,向着中央振臂挥杆。

  我向参加G8峰会的伙伴们主张,这就好比加诸于世界上所有领袖的考验,其原理如出一辙。只有勇敢、果断的判断以及实际行动,才是克服困境的唯一选择。

  请大家对日本的将来继续投资。恳请各位与我携手创建一个强盛的日本。我的演讲到此结束。